文章摘編如下：

台灣是否廢除刑法通姦罪的議題，最近因為台“文化部長”龍應台一番批評通姦罪落後的言論，再次引起社會正反兩極的熱烈討論。正反兩方從各自堅持的價值觀出發，對廢除通姦罪持支持或保留態度。而主管法務行政的台灣“法務部”，以通姦罪無“違憲”、無違反平等原則為由，說明通姦罪應保留，但表示會聽取各方意見再行研議。

龍應台說：“都什麼時代了，婚姻還要靠法官、員警和偵探在背後支撐，這太荒謬了。”贊成廢除通姦罪的人從人權、自由和兩性平等的角度指出，通姦罪限制了夫妻個人的性自主權。例如夫妻之間強迫發生性行為仍觸犯強暴罪，但如果一方沒有意願，另一方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又構成通姦罪。他們質問：“結婚之後，身體權究竟屬於對方、還是屬於自己？”

也有婦女團體指出，研究顯示提出告訴後，有50%女性會撤回對丈夫的控告，獨告丈夫的外遇對象；但男性卻鮮少撤回對妻子的告訴，甚至只告妻子而不告“小三” (指外遇第三者)的案例也不少。因此通姦罪看似性別平等的男女都罰，卻實質造成了更多女性受罰的效果，被懲罰的對象包括女性第三者以及發生外遇的妻子。

在過去的法律中，通姦罪處罰的是偷情的妻子與情夫，男人外遇不受通姦罪的限制，1935年當時的刑法修正時才改為男女均罰。廢除通姦罪曾多次在台“立法院”被提案，但每當動議廢除通姦罪時，就有婦女團體上街遊行，反對廢除通姦罪。她們認為通姦罪對花心丈夫有威懾作用，擔心一旦廢除，丈夫更可能外遇偷情。

反對廢除通姦罪的人多從傳統文化和社會風氣的角度，說明保留通姦罪的重要性。他們指出，中國人自古有“萬惡淫為首”的觀念，視“私通”為深惡痛絕、萬惡不赦的醜惡行為。通姦罪的存在是社會重視倫常風化的宣示，一旦廢除，將對社會文化和倫理價值造成重大影響。

他們也指出，通姦罪對維繫婚姻、維護家庭制度及社會生活秩序起著重要作用。“既然要進入婚姻體制實應信守貞操義務，否則對婚姻關係中的配偶或者其家人是極不公平的。”如果一味的強調情慾自由，不能用通姦罪來迫使已婚者自律，是嚴重忽視婚姻中伴侶彼此的貞操義務與責任。

審視爭論​​已久的通姦罪存廢問題，光從“價值取向”角度似乎已難以找到圓滿的解決方法，或許也不應忽略“目的取向”，看看設置通姦罪是否達到其促成大眾公益，包括個人法益、社會法益的目的。

台灣學者陳穆瑩指出，“刑法”的目的應該是幫助降低大眾法益遭受侵害，但因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，眾多的道德教條、禮義廉恥深植人們心中，台灣的部分“刑法”規定，如重婚罪、通姦罪、賭博罪等，很難明確指出這些行為到底侵犯和損害什麼大眾法益，因此已到了“泛道德化”的地步。

或許真正落後的不是通姦罪本身，而是通姦罪存廢議題背後的那股強烈“泛道德主義”氣息。有評論指出，台灣許多政治人物往往將應該加以理性討論的議題，以非是即非的二分法將之貼上道德或不道德的標籤，不但罔顧法律程序正義，更為了自我道德感覺良好而在社會裡埋下衝突根源。

例如王清峰在台灣“法務部長”任內拒絕執行死刑，並以“要我殺人，我真的做不到”等用語將其行為道德化，被認為是把個人主觀道德凌駕在法律之上，對台灣地區建立真正法治社會造成負面影響。

有台灣媒體指出，面對許多造成社會對立的議題，當局無法裁決，也沒有任何具公信力的機關可以仲裁。長期而言，這樣“有法無天”的情勢對台灣社會發展不利。(明永昌)